197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吴桂贤手中握着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她凝视着这张名单，心情复杂甚至有些茫然：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令她难以置信。那时，年仅37岁的她，曾是一名普通的女工，工作于陕西的国棉一厂，尚无任何在中央机关任职的经历，背景也并不显赫。她所熟悉的，只是车间里不断运转的纺织机器声。
不久，吴桂贤便找到周恩来，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我年纪尚轻，经验不足，恐怕难以胜任这种重要职务。”周恩来则温和地安慰她：“这只是候选名单，最终能否当选还要看会议的结果。”几天后，她成功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与她同任的还有陈永贵和孙健等人。会议结束后，吴桂贤留在北京工作，然而，这一新的角色并未使她感到丝毫的自满。她甚至连换洗的衣物和充足的粮票都没有准备。工资依旧是每月67.2元，随之而来的中央机关会议的伙食费和茶水费也需按规定支付。每次月底结算，伙食费往往让她捉襟见肘，达到六十多元，因此她不得不请炊事员降低伙食标准。会议上，每杯茶水还需额外收费三角，她一向节俭，干脆不喝。有人问起，吴桂贤只是淡淡地说：“我不爱喝茶。”
尽管生活上的困窘可算是小事，但令她真正感到不适的是中央工作的流程和节奏。依照规定，中央领导身边需配有秘书和警卫，起初，吴桂贤自信地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处理事务，不需要秘书。随着文件日渐增多，她独自负责保管和归档，某次更是苦苦寻找一份待交的文件，急得满屋翻找。辛苦一番后，文件最终竟卡在了抽屉的缝隙里，这次虚惊教会她：中央的工作程序与基层车间全然不同。后来，中央办公厅调来一位女干部王杰作为她的秘书，随后文件处理逐步走上了正轨。至于警卫，吴桂贤从未提出过需求。 谈球吧
她的这种谨慎不单是谦虚，而是多年工人生活所带来的习惯。吴桂贤于1938年出生在河南巩义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在抗战时期，家里的长辈曾面临被征召的困境，之后全家辗转来到陕西谋生。童年时期，她常常为生计而挖野菜、捡煤核，深刻体会到“吃饭全靠劳动”的无奈与艰辛。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年满13岁时，她独自前往陕西投靠亲戚，得知西北国棉一厂在招工，便毅然前往报名。为了达到招工条件，她谎报了自己的年龄，最终获得了入厂的机会。
刚踏入宿舍时，吴桂贤和一众姐妹首次见到电灯，却不知如何关闭，只能轮流对着灯泡吹气。虽然这听起来很搞笑，但第二天她便戴上口罩、穿上白大褂，化身纺织女工。与她同批入厂的赵梦桃，因为快速掌握了郝建秀的工作法，成为工人学习的榜样。吴桂贤起初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但她努力跟随赵梦桃学习文化和技术，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工人。1963年6月23日，赵梦桃因病去世，这让吴桂贤悲痛不已，然而她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继承了那份责任，在生产岗位上不断向前，从1958年开始，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随后逐步担任车间及工厂的领导，并在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吴桂贤从车间到中央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工人代表制度、劳动模范制度与当时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考量：长期在一线成长的干部是否必须完全脱离原有岗位才能承担中央工作？吴桂贤的经历明确回应了这一疑问。毛主席曾对她与陈永贵的工作提出“三三制”的建议，安排他们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参与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外出调查研究。这一安排既考虑了他们的工作特性，也明确表达了希望干部保持与基层联系的意图。 谈球吧
1975年9月，吴桂贤被批准返回西北国棉一厂。她不仅是去听取汇报，而是亲自走入赵梦桃的小组，和女工们一起直面机器、产量和产品质量的问题。她负责纺织工业，深知当时物资极为紧张，纺织品实行凭票供应，因此在全国纺织工业会议上强调，仅仅口号是不够的，必须真正把生产落实到位。1977年，吴桂贤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彻底返回工厂。9月28日的凌晨，她稳妥安顿家人后，立刻赶往夜班，加班工作。尽管她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老熟识的女工们依然亲切地叫她“吴大姐”，年轻人则称她“吴师傅”。她曾在中央工作，也曾在工厂做过普通工人，始终让她感到踏实的，依然是通过产量、设备更新和工人收入这类具体工作来衡量的成果。
